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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七月九日）立法会会议上，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就罗致光议员有关「专责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议案的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关于立法会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沙士」）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报告，我刚才很细心聆听了各位议员的意见。

　　政府感谢专责委员会各委员在过去八个月来为调查作出很大的努力。政府与专责委员会通力合作，除了提供关于处理沙士疫情的详尽资料外，多位高层同事亦曾在专责委员会的公开研讯席上作证。行政长官更亲自会见委员会委员，提供资料协助委员的工作。

　　去年的沙士疫潮对所有香港人来说，是一场心力交瘁的经验；对于痛失至亲的人士来说，是非常悲痛的经历。这次疫潮中有多人不幸病逝，我们至今仍感到很难过，并再一次向痛失至亲和因沙士疫症而身心受创的人士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刚才刘慧卿议员提及「沙士」信托基金可能不足够应付「沙士」死难者的家属及「沙士」康复病者合理的需要。我们向财委会申请设立「沙士」信托基金的时候，已经向议员承诺，如果有需要，便会向立法会申请增加拨款，所以我请刘议员放心，未来数月这基金仍有足够的款项照顾死难者的家属及「沙士」康复病者。我们现正作出最清楚的评估，务求当新一届立法会展开工作的时候，我们立即汇报基金的发放情况，如果预计基金真的不敷应用，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向财委会追加拨款，确保有关人士继续得到援助。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病因不明，来势汹汹的新疫症。每一位参与抗疫的人士，无论他们是服务私营或公营机构的公共卫生或医护系统的管理阶层或前线人员，都是竭尽所能，奋勇抗疫。正如由行政长官委任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在其去年十月发表的报告中表示，「委员会对香港疫情的了解加深后，对社会各界在疫症肆虐期间卓越的表现，以及努力不懈，坚守岗位和勇于承担的精神，更感钦佩」，「委员会亦向香港的医护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无私奉献，尽忠职守，舍己为人的出色表现堪为楷模。」。这是国际专家说的。

　　由行政长官委任的专家委员会亦已经对政府和医院管理局在处理和控制「沙士」疫症的工作完成了一个很详细、专业的检讨。这十一位国际知名的医疗专家在报告中指出「沙士」疫症初期，由于对这疾病和成因所知甚少，医护体制出现了明显不足之处，但整体而言，香港对疫情处理得宜。事后回顾，医护体制有不少地方急需检讨和改善，专家委员会认为在这次处理「沙士」疫情上，没有人因疏忽职守、未尽全力或行政失当而应受到谴责。

　　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的报告是一份很详细的报告。虽然政府并不完全同意专责委员会在报告中就个别事件的分析和对官员的表现和责任所作的评论，但从报告所罗列的事实和证据，显示所有参与抗疫的公职人员，包括医管局和卫生署的同事，确是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纵使有不足之处，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公职人员在对抗这个不知名的新疫症过程中失职、未尽全力或涉及诚信的问题。政府深信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医生在抗疫期间，与其他参与抗疫的公职人员一样，在极困难的处境下已经努力不懈，对抗疫症。专责委员会报告有关对陈太的批评，环绕在她当时对疫情发展的判断。政府认为这些批评不足以支持杨森议员要求谴责陈医生的修订动议。况且陈医生服务香港三十年，竭尽所能，对改善香港公共卫生贡献良多。陈医生已于去年从政府岗位退下，政府实际上亦不能对她采取任何恰当的跟进行动。

　　香港成功控制「沙士」疫情已超过一年了。迄今已发表了三份报告，从不同角度检讨有关处理及控制「沙士」疫症的工作。政府一直以来都抱汲取经验，虚心检讨，防患未然的态度，做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工作。

　　其实在疫情初期，由于疫症病因不明，并且迅速发展，杨局长得到行政长官的授权，亲自参与医管局及卫生署的实际运作，以便尽快克服医护系统不足的地方，包括设立卫生署与医管局之间的实时资讯交流系统，加强卫生署在追查接触者和进行环境调查方面的能力，及改善医院的系统和机制等。

　　在过去一年，杨局长和各有关部门亦做了大量跟进工作，落实国际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改善和加强香港的医护体制和对传染病的防御能力，包括成立卫生防护中心的新机构，结合各方更有力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其他的措施包括加强与内地和广东省的传染病通报机制，与英国卫生防护局签订有关策略性联盟的协议；强化传染病资讯系统，以便防护中心、医院管理局和其他医护服务机构能更有系统地分享传染病监测数据；制订整体应变机制；增加医院的隔离病床及设施；及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取得拨款以便在玛嘉烈医院兴建一所新的传染病中心等。

　　医管局亦已采取相应措施，提升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能力，包括在医管局大会辖下成立紧急执行委员会，负责监察公立医院的紧急事故或危机管理；在医管局总办事处、联网和医院各层面制定处理传染病爆发的应变计划，并定期进行实际演习；成立传染病控制训练中心，加强医院内的感染控制人手；制定与员工沟通的策略，并在各联网和医院委任沟通协调人员；亦已藉与卫生防护中心进行协作，加强与公共卫生人员的沟通等。

　　「沙士」去年侵袭香港时，是一个无人所知，凶猛而无形的病毒。香港很不幸首当其冲受到它猛烈的影响。但杨局长、陈医生、梁智鸿医生和全体医护人员全情投入，以勇气、毅力和专业才能将疫情控制，他们所作的努力应是得到肯定的，这亦是国际医疗专家很高的评价。

　　事实上，与一年前比较，香港目前已有更好、更强的准备，来对抗传染病的可能侵袭。虽然传染病症的即时威胁已降低，政府仍会时刻保持警觉，致力对抗日后可能出现的大型传染病症。

　　主席女士，杨局长是亲身推动改善香港的医护制度，使整个制度在「沙士」疫症过后，建立了更巩固的基础和更有效，更加畅顺的运作。一直以来，杨局长对「沙士」给市民带来的悲痛感同身受，他沉地面对各方对他的批评，他亦深切明白「沙士」所牵动的社会情绪，容易对问责制带来的政治击和怀疑。

　　他现时作出引退的决定，除了显示他勇于承担的精神外，还显示他宁愿用自己的引退，让社会尽快就此事平静下来，以免政治漩涡使社会不能聚焦于加紧抵御疫症的工作。梁智鸿医生亦抱同一精神，请辞了医管局主席一职。

　　我留意到，社会舆论对杨局长的辞职有不同反应。有人认为他行动恰当，也有人指出杨局长无需下台。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事件已引起社会更深刻的思考及讨论一些论者所说的「问责文化」。对政府来说，问责制的推行，是希望配合整个政治制度趋向更民主化及更开放，无论任何时候，政府都应该就施政完全地向市民负责及作出交代。但政府亦希望议员及社会各界能够保持理性及开放的态度，对官员的施政表现，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并要考虑到有关判断对这些官员所属的公共服务机构所带来的影响。大家还要考虑整个施政过程是否具透明度，官员是否已克尽所能。

　　政府是乐于接受批评的，我们深切希望能够与议员及社会各界建立伙伴关系，但我也期望大家要从良性互动及积极方面出发，不走事事找寻极端之路，要共同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

　　多谢主席。

完

二○○四年七月九日（星期五）